趙鼎新,70歲的學者正當時

我們這代人關心的都是社會問題,我們的生活隨著大時代不斷改變,不斷讓我們考慮人生的意義。

作者:董可馨 來源:南風窗 日期:2023-02-28

vlcsnap-2023-02-22-14h23m03s224.png

2023年2月,美國芝加哥,趙鼎新在書房內?


趙鼎新教授是那種能量場很強的人。

2021年夏,在杭州,他工作的浙大外,我們相約見面。當時他騎一輛海獅牌老式自行車,風風火火趕來,人很精神。

記得落座交談后,我著實“嚇”了一跳。

習慣了如今的人客氣、溫吞、不輕易得罪人的風格,見他快言快語,直來直去,活像個“憤青”,竟讓人有種“culture shock”的錯覺。

言談間,他說起某位當紅學者,批評不留情面;提及學界論文,直斥“垃圾進,垃圾出”。不論同行、知名學者,還是服務的機構,“罵”起來,似是一副無所顧忌的樣子。

但他私下說什么,公開場合也那么說。了解多了他,并不覺刻薄而灼傷了誰,倒像是一副孩童模樣,讓你相信,他是天真的、真摯的、真誠的。

70歲,“功成名就”,有身份、沒助理,與他自己相關的事,親力親為。

自從1995年在加拿大麥吉爾大學社會學博士畢業后,他一直在美國芝加哥大學社會學系任教,從事社會運動與革命、民族國家與現代化、政治社會學和歷史社會學方面的研究,相關著作,受到海內外學界的認可和贊譽。

前年見到他時,他說,自己正準備回國,辭去美國教職,全職加入浙大。

去年底再聯系,他正要去芝加哥,在那里待到春季,以榮休教授的身份,在交接時期幫忙上課,直到那邊找到替代他的人。

此前,他已慢慢把精力放在國內。

2012年,他在浙江大學擔任訪問教授,后來在2014年加入初創的浙大高等人文研究院,擔任院長,現在的他,身兼浙大社會學系主任的身份,引進了不少年輕的社會學者。

浙大社會學系這些年聲名漸起,呈上升勢頭,一些新秀陸續出成果,這讓他振奮。但個中艱難,也令他憂心。

盡管如此,他還是不留余力地,做事、治學、奔走。


玩學問

趙鼎新加入浙大后,近幾年,社會學系的改革及培養方案的變化,被那里的學生以及準備報考的學生所關心。

在一些學生的感受里,學術活動、講座變多了,師生之間平等的互動和交流變多了,“師門”在制度上不被鼓勵,由于引進很多有海外經歷的老師,學術氛圍更加開放,與國外學術動態的聯系感也加強了,對學生的培養,更重視閱讀文獻、討論問題等基本功。

北京時間2月13日早上10點,芝加哥時間2月12日晚間8點,我與趙鼎新教授遠隔重洋,通了話。

問起他來浙大后,在社會學系改革的事,他最在意的,似是引進的年輕老師與他們的研究工作。

如他介紹的土耳其人庫特勒斯(Kurtulu Gemici),百人計劃的引進學者,做經濟社會學,他發覺經濟學從19世紀、第二次工業革命以來,越來越依靠推導,而社科的主流還是歸納,他要研究價格由什么決定,就跑去曼徹斯特等第二次工業革命最中心的幾個城市,實地研究。

社會學系副教授、趙鼎新的愛人孫硯菲,在研究前現代帝國與宗教的關系。她好奇的是,前現代帝國在對待國教以外的宗教的寬容程度上,有什么樣的差別?為什么會有這些差別?

她對二十三個帝國進行了比較研究,發現,當一個帝國把某一個宗教當作國教之后,宗教的特性會深刻影響國家的性格,并對政權形成牽制。如果宗教是不寬容的,那么把它奉為國教的國家,也會變得難以容忍多元。進而她發現,“決定前現代帝國宗教寬容程度的最重要因素不是國家能力,而是帝國所尊奉的國教的性質以及在此基礎上形成的政教關系”。

吳桐雨,2018年從俄勒岡大學社會學博士畢業,后來也來到浙大,她時下的興趣在大型科技公司的游戲化管理,她想知道,科技化時代,員工以何種方式進行勞動?

趙鼎新很看好年輕學者們所從事的各種研究,覺得“有趣”。而他也有點擔心,他們對頭銜不甚感冒,也不熱衷于申請獎項?!拔以跁r,都好,我走了,怎么辦?”

學問的追求源自問題和興趣。在學術研究里,找到好問題是最關鍵的,也是最難的。

在一次關于“社會科學的問題意識”的線上講座中,他講起,自己本科時,想當生物學界的牛頓,但讀下去,感到難受,“生得太晚,好問題都被別人做完了”。但后來,他又意識到并非如此,“絕大多數問題其實大家都不怎么清楚,以為清楚的問題,過幾年發現不清楚”。

讀博更是難上加難,每個人都面臨自己的危機,不知道應該研究什么,以為找到好問題了,一看文獻,別人都研究過了。

他帶博士生,有的好幾年也找不到好問題。但難不要緊,基本功差點也沒關系。自己得喜歡,真正熱愛社會學的都能做得出色。

在視頻講座,在接受我的采訪中,他多次說起,自發興趣和心靈自由非常重要。很多成績優秀的學生,慢慢沒后勁了,因為從小都是為目標活的,為了別人活的,而不是為了自己。

所以他對女兒也沒什么要求,雖然直到很多年后,女兒才真正相信了這一點。

“最重要的是,你不能無聊?!?/p>

“我為什么有創造力?小學畢業,工廠八年,野大的?!?/p>

在很多場合,他坦然地感謝“文革”時期的經歷,“感謝毛澤東讓我到寧夏去了”,盡管那段經歷對于他個人,是把原有的生活秩序徹底地顛覆了。


“我們這代人關心的都是社會問題”

在拿到麥吉爾大學社會學博士之前,趙鼎新是麥吉爾大學的昆蟲生態學博士。

再往前,他的碩士在中國科學院上海昆蟲研究所讀昆蟲生態學,本科在復旦大學也是學昆蟲學。

十幾年生物學生涯,一個急轉彎,便告終止了。從此,他從研究“六條腿的動物”,跑去研究“兩條腿的動物”。因為“情懷很大,想為中國做點事”。

后來在一次在北京大學的采訪中,他被問到,為什么從自然科學轉去了社會科學,當時他頓了一兩秒,答:“我們這代人關心的都是社會問題,我們的生活隨著大時代不斷改變,不斷讓我們考慮人生的意義?!?/p>

時間再往前。他考大學那一年,是1977年。高考在中斷了十年后,恢復的第一年。新三屆首屆學生,還有汪暉、鄧正來、高華、羅志田—改革開放后的學術中堅,都有很強的歷史意識。

高考時,趙鼎新正在寧夏銀川,已待了八個年頭,遠離上海自己的家,一直在工廠里,做翻砂工人,考大學前,只有小學學歷。

工廠的日子并不好過,據他說,有兩次差點死掉,也得不到任何尊重,每天都很苦,每天都很掙扎,當時想,能活60歲就好了。

但另一面,“文革”的時候沒人管,那也真是無所約束的“自由”。他“有意要跟‘流氓’一起玩,從旁邊觀察‘流氓’的生活、‘流氓’的規律”,他從社會下層的種種,學到大量有用的經驗和知識。

恢復高考,于他是人生的重要轉機。他在工廠自學了數學、化學、物理學。人聰明,應付考試,綽綽有余。

消息來了,復旦大學,當年在寧夏招二十多人。

知道是復旦,他很開心,但是緊跟著,昆蟲學專業,沒聽說過。

問人家:“怎么不告訴我?”

“告訴你能不來嗎?”知道他家在上海。

就這么讀了大學。去了才知道,昆蟲是六條腿的,蜘蛛不是昆蟲。他的同學里,哪來的都有,大的三十多歲,小的只有十五歲,同學們管這兩人叫“爸爸”和“兒子”。他是1953年生,算是中間。

他們那一代人,與社會精神脈動共振,也具有相近的知識底色。

西方社會在二戰后開始的韋伯熱,在八十年代后終于傳導到了中國。儒家文化下的亞洲國家的經濟騰飛如何解釋?韋伯的解釋方法,對于當時的中國人,還很有新意,韋伯的忠于自己的責任倫理,也極具感召力。

韋伯對八九十年代成長起來的中國知識分子影響很大。趙鼎新在講座中經常提起韋伯。

在趙鼎新,他很賞識韋伯強烈的問題意識和比較視角,即使犯了很多經驗層面的錯誤,但善于大的把握,結論很有穿透力。

他把韋伯形容為對自己是口香糖一樣的人。

八十年代初次接觸《新教倫理與資本主義精神》,不以為然,看《中國的宗教》,經驗層面漏洞百出。但在后來的研究生涯中,他一次次意識到,韋伯會于不經意間回來,與他相遇。

他在九十年代時思考:決定一個國家經濟發展的要素什么?最初的兩篇社會學文章,一篇是《defensive regime and modernization》,一篇是《state power and patterns of late development》,共同的核心思想是,強大的國家能力以及對國家權力的某種限制是一個后發國家成功經濟發展的關鍵,但是這個限制卻并不需要來自“民主”。

得到這個結論后,“口香糖回來了”。

他意識到,“我內心的緊張和韋伯時代德國知識分子的緊張有很大的相似性,德國作為后發國家在歐洲,知識分子在自由主義和國家主義之間的緊張背景”,和中國的情形,多么相似。


找到方法

2006年,《社會與政治運動講義》出版,趙鼎新“有點名氣”了。這本書是他在麥吉爾大學、芝加哥大學、清華大學講授“社會與政治運動”課程的講稿。

這時候,他關心的問題是,社會運動為什么會發生?有什么規律?再往下走,它涉及國家-社會關系以及國家的執政基礎,也即合法性來源。

這本書名為講義,其實是一本對社會運動理論的理論淵源、譜系進行梳理的著作,自成體系,個人風格明顯。

在這本書里,就可以看出他的犀利和傲氣。他對亨廷頓、蒂利、布爾迪厄等,當代世界上極為重要的社會學家、政治學家及其理論作了批評。

這本如今在豆瓣評分9.5的著作,雖然受到好評,但他不滿足,“覺得沒意思,沒挑戰了”。

在社會學領域,他看到了一片廣闊天地,接觸了許多知名學者,“折服了”,但又“傷心了”,感到中國學者在思想上缺乏突破,主要是在附和西方理論。即使是民國大家,雖然有基本功和學術素養,但沒有提出好的問題,在思想上也沒有突破。

自然科學出身的他,轉來看社會科學,覺得“太不美了”。

自然科學的理論能夠用簡單的公式解釋復雜的現象,如F = ma和E = mc2,理論簡潔,因而美麗。就像霍金的傳記電影名那樣,《萬物理論》( The Theory of Everything ),有沒有一個理論,可以盡可能解釋多的現象?

然而,在社會科學領域,自變量多,因變量很少,解釋復雜的現象也很困難。所以要評價一種社會科學理論的好壞,需要看其是否能容納多種差異性的經驗,這也是社會科學的難點所在。

“一個好的理論應該用盡可能少的解釋性工具來解釋盡可能多的現象?!?/p>

從自然科學轉來社會學之后,他被人家問:六條腿的動物,和兩條腿的動物,究竟有什么區別?

一開始他以為這是玩笑之語,再想想,其實不好回答。思索良久,才有了答案。

人=黑猩猩+意識形態。

黑猩猩是地域性動物+政治性動物+經濟性動物,人也是,有自己的領地(土),會保衛它;會利用各種方式在自己的群體中取得優勢地位;會利用工具、進行交換。

但有一點,人和黑猩猩不同。黑猩猩沒有能力論證自己的生命意義和行為的正確性。所以意識形態也是人的本性,會和政治、經濟、軍事等其他力量在不同時空下產生復雜的交互作用,從而形塑各個社會、各個文明的不同形態。

這一點,很像韋伯,也像英國社會學家邁克爾·曼。前者重視意識形態的自變量性質,后者定義社會權力的四種來源和趙鼎新如出一轍,同樣是經濟、意識形態、軍事和政治。邁克爾曼正是通過這四種來源之間的相互關系,對從新石器時代到地中海的古典時代中世紀歐洲乃至工業革命的歷史進行分析。

這也是趙鼎新的分析宏觀社會變遷的方法。

在《什么是社會學》中,他寫道:當代世界最為核心的,對社會變化更會產生不可逆影響的同構動力仍然來自競爭,而不是規范和觀念;由規范和觀念的力量造就的那些世界性的同構現象具有很大的可變行和可逆性。在用來解釋中國歷史的新書《儒法國家》里,它把這個社會規律表述為“競爭與競爭結果制度化的辯證互動是歷史變遷的根本動力”。

政治、經濟、軍事、意識形態,在這四種力量下,人類社會并非線性發展,而是在經濟競爭和軍事競爭下,積累性發展。這兩種競爭越居主導,歷史越有發展性,速度越快。而圍繞政治與意識形態權力展開的競爭,會推動經濟競爭和軍事競爭,給社會發展帶來非企及后果,使歷史發展呈現不確定性。

生活在19世紀的西歐社會的人,最能感受歷史的“發展性”和“前進性”,線性史觀也很流行。

但到了21世紀,少有人還能這么樂觀了。


解釋中國

每個人都要找到屬于他自己的問題。這個問題,來自其生命經驗。對于趙鼎新,他的問題,他的野心,他的方法,在學術生命中合流了。

“我相信,中國人也能做大理論的,要完成它得找一個支點,做很大的課題,對中國幾千年歷史做大的理論解釋,并且能比較、解釋其他文明?!?/p>

2022年出版的《儒法國家》,是他自稱寫了14年的著作。這本書,旨在對中國歷史形態作出解釋。那里面前后提了幾百個問題,歸結為這幾個大問題:為什么中國那么早就實現統一了,并發展出官僚制帝國?為什么中國的統一能斷斷續續延續下去,其他文明卻不行?為什么統一的文明能造就高度強大的國家,和高度商業化的社會,這個高度商業化的社會卻沒能產生資本主義?

透過他的理論視野,第二個千年期間的歐洲和早期中國,都陷于列國競爭之中,但競爭的形態不同,因而也在此后形成了不同的社會結構和發展道路。

前者,是發展出代議制政府和工業資本主義,后者,成長為官僚帝制,并極有韌性地穩定了兩千多年。

在歐洲,第二個千禧年競爭是經濟競爭和軍事競爭雙向平行。經濟競爭導致獨立城市的產生,導致中產階級力量的增強,中產階級的世界觀開始變成主流世界觀,出現個人主義、自由主義、新教;軍事競爭則導致國家力量增強,絕對國家產生,國家競爭加劇。在這兩條主線、兩股力量的交織下,歐洲社會快速地積累性發展,同時,政治和非政治精英相互制約,現代民主由此誕生。

在這個意義上來說,西方社會所走過的現代化道路,不是一條全世界各個文明都必然要走的路。它是西歐社會自己的時空特點形成的。

但在趙鼎新看來,人有把自己贏論證為自己對的傾向。因為某種經驗、某種道路在某一段時空取得了優勢,就認為它代表了世界發展的正確方向,這造成很多災難。

中國的經驗完全不同。

東周時期的中國,和歐洲第二個千禧年不同,它的競爭由戰爭主導,社會的發展主要是由于軍事競爭而非經濟競爭所驅動,這使得國家權力不斷增強,并在西漢終于穩固為趙鼎新所說的“儒法國家”。

它是一種“將政治力量和意識形態力量融為一體,軍事力量受到嚴格控制、經濟力量被邊緣化的統治體系”。所有其他的權力,經濟權力、軍事權力,臣服或被轄制于政治權力。

所以,盡管北宋以來,中國社會的商業活動頗為積極,商人這樣的經濟精英卻始終不如政治精英和士紳,更沒有能力把經濟能力轉化為組織化的政治能量,工業資本主義也就沒能在中國發展起來。

在他看來,這一理論方法,可以用來解釋很多現象,也可以來反駁很多流行觀點。

政治和意識形態的早早結盟,使中國傳統社會的國家權力一直極為強大,也使其他宗教都民間化,不能滲透進政治領域,也沒有對政權產生實質性威脅。

而韋伯所說的官僚制是現代特征,現代化是工具理性變為主流,在趙鼎新看來,是走向了誤區。

因為“官僚制作為集體主義工具理性的產物,同樣可以為一個很不現代化的、很傳統的目標服務的,現代化其實是把個人主義工具理性價值化了”。


社會不是系統

這兩年,回國讓他想明白了很多事。

他把社會學稱為是一門從結構/機制視角出發對社會現象進行解釋的學問。在《什么是社會學中》,他對此做了較為完整的闡釋。

從這個意義上來說,趙鼎新作為社會學家要做的,是觀察和研究具有普遍性的因果關系和社會規律。

但他發現,在中國社會,特殊的因果機制而非普遍的因果機制發揮了很多作用。

“當前主要的問題是末梢重,不是內卷?!蹦┥抑?,意為特殊性因果機制多。

如他在國內考駕照,發現很多考題很難、很怪。駕照考試很嚴格,照理,司機開車應該都很講規矩,但他發現,事實恰好相反。

一次開車途中,他看見主干道上停著一輛車,感到太危險,出于好意,他停下來前去詢問司機,提醒說這個地方不能停車,司機回說“沒攝像頭”。

他知道了,原來,沒裝攝像頭的地方,就可以不守規矩。

慢慢地,他發現這種情形在社會上很普遍,規定越來越仔細,越來越特殊,越來越繁瑣,但它們實際上是非常特殊的末梢機制、末梢因果關系,不適應普遍情況。

當我們夸某個人情商高,其實意味著這個人把握各種特殊性的機制或者末梢的因果關系能力特別強。

就像輕松通過嚴苛的駕考,但這和遵守普通性交規是兩回事。

而一個社會特殊因果關系太多的后果是,這一社會的經驗難以與外界對話和溝通,個體也會產生一種高度內在內部性的自信,加劇溝通的難度。

在他看來,中國的末梢機制之所以重,和官員、學者習慣性的思維模式高度有關,即認為社會是個復雜系統,可以對社會,也就是系統進行自上而下的設計、優化、調整。

但他作為一個社會學家深刻認識到,任何長時期的發展往往都是各種非企及的后果,而不是設計所致。

因為社會并不是一個這樣的系統,所以需要多種聲音的折沖。哪怕被折沖掉的,是自己的聲音。

在我們的采訪中,他于此已做了清晰的表達:“我的某些思想,即使是正確的,但在一定情況下被邊緣,這不見得是壞事。這是我大概1992年讀社會學時期慢慢開始理解的,理解了這點之后,我的謙卑感、反思能力有了很大的增長?!?/p>

這一想法事實上在他思想成熟后便一以貫之。在《民主的限制》一書中,他寫下:我關心中國的前途,但我沒有任何烏托邦情懷。我與廣大勞動者的權益和所思所想有著呼吸與共的理解和同情,而與形形色色的精英優越感格格不入;但我不是一個民粹主義者,因為我對廣大勞動階層的弱點和可悲之處也有著深切的了解。

他對這片土地有深深相連的情感,但不再有“魯迅情懷”。

或許因為他曾太多次在驟然變動的歷史走向中拉扯,太多次見過歷史的驚濤駭浪在身邊翻滾而過。

他們家曾是中產,在上海有房,外公36歲驟然過世,家里淪為平民。他小時候跟著爺爺看文言文,也看著爺爺整天蘸火柴盒子,做好多盒子換幾毛錢,以此為生。

“文革”伊始,他被報紙上的文章“嚇壞了”“很長時間不再讀書”,他的價值觀曾被全部顛覆,看到熟悉的好人變壞人,認定的壞人卻變好人。

他骨子里不愿“守規矩”,但也有股犟氣兒。

在我們的第一次采訪中,或許是想為初次見面的我解釋自己的灑脫不羈和口出“狂”言,他說:“別看我好像狂,我是都想通了?!?/p>

這話初聽到時,不以為意,但隨著時間流逝,我卻越來越印象深刻。

都想通了的他,講起話來沒有任何害怕,只有真性情;都想通了的他,也會說出“不要太自以為是,不要以知識分子的價值觀凌駕于其他價值觀之上”。這“都想通了”背后,是都經歷過了。

最后問他,“做學問難,還是做事難?”

他頓了頓,輕嘆口氣,“都很難?!?/p>

他現在最關心的,是引進來那么多年輕學者,得為他們創造一個更好的環境。系里的經費支持在減少,他的贊助需再增加,怎么搞到更多的錢?如果不完全按照國內的考評體系來,以后怎么走?

“我想以小搏大,搏一搏?!?


版權聲明

本刊及官網(南風窗在線)刊登的所有作品(包括但不限于文字、圖片、聲音、錄像、圖表、標志、標識、廣告、商標、商號、域名、程序、版面設計、專欄目錄與名稱、內容分類標準及多媒體形式的新聞、信息等)未經南風窗雜志社書面許可,不得轉載、摘編或以其他形式使用,違者必究。

版權合作垂詢電話020-61036188轉8088,文小姐。

99re热这里只有精品-四虎永久在线精品免费网站-国产小u女在线未发育-成熟胴体翘臀疯狂迎合娇吟